一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第3条第4款规定：通过调研报告、提案、建议案或其他形式，向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机关提出意见和建议。
虽然常规救济—人大监督已基本维系了治理结构的自足性，但仍有对人大立法及其监督职权的行使是否符合主权意志的审查要求。应当说，中国宪法体制中设置的多种监督方式，已经覆盖了宪法体制运行的全部环节。
所谓救亡图存，并非来自外敌威胁，而是根本性地源于国家内部的分崩离析。在法治国家，义务（职权）法定是基本遵循，立法是权利义务分配的主要形式。自治性的集体生活单元构成当代中国一种独特的社会类型，在宪法体制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功能。立法权限划分不清，将引发越权立法、重复立法等立法无序现象，更可能导致宪法体制的结构失衡。立法权限对应于立法主体在宪法体制中的职权定位，立法权限划分是立法体系有效运转的基础制度。
但不能忘记，正是藏于既有体制之后的国家统合和组织原理，决定了各个国家机构的设置、职权配置及相互关系。它的建构过程无法回溯到某种普遍适用的解释框架，其目的也不能被归纳为某种简单的构想模式。1976年，在粉碎四人帮后，鉴于当时经济已处于崩溃，故沿用并发展了五十年代后期的管理体制和机构设置。
根据1954年《国务院组织法》的规定，中央人民政府共设立了30个部、5个委员会，并且在国务院组织法中一一列明。当然，如果政策搞错了，不管你什么院制也没有用。代表人数即使少下来，只要是基于选民直接选举产生的人选，也具有高度的民主性。相比较而言，《婚姻法》的修改范围更广，该法原有37个条文，共计修改了39个条文，占原有条文的106%。
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优化人大的制度构造，既可保障全国人大的最高地位，也可保障共和国的民主价值，最终促进国家走向宪政、实现长治久安。六、全国人大的规范与现实冲突原因 人大制度已施行近六十年，全国人大的内在构造——大会与常委会的关系已发生结构性的变革，宪法文本与现实出现冲突与不一致。
检视有无民主正当性关键之一在于政府机构和国家领导人是否由全体选民选举产生。〔49〕 详细可参见王汉斌：《王汉斌访谈录》，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2版，页91。在现有的监督机制中，宪法第62条规定大会有权改变或撤销常委会不适当的决定，《立法法》第88条在立法上将此进一步明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权改变或者撤销它的常务委员会制定的不适当的法律，有权撤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的违背宪法和本法第66条第2款规定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但由于现实脱离了文本，客观上片面强调人大常委会立法权，这也为人大常委会日益占据主导地位提供了制度上的可能性。
已如前述，在1982年宪法修改过程中对常委会的可能扩权是有所警惕的，在制度上也设计了程序性规范控制方式，但整体制度上缺乏保障全国人大最高地位的体系化的设计。朱素明不服，上诉认为《行政处罚法》是全国人大制定的基本法律，而《道路交通安全法》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其他法律，两部法律既不是同一立法机关制定，又不是同一级别的法律（前者高于后者），不存在特别法优于一般法适用的基础，故而应适用《行政处罚法》，适用其中的一般程序而非简易程序。国务院组织法虽有授权，但不意味着常委会可以否定大会的决定。选举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1993年起，中央和地方各级党的纪律检查机关与各级监察机关实行合署办公。虽然其一开始是希望制定一部大会的监督法，〔38〕 但由于客观的限制和认识上缺乏共识，最后制定出来的法律却是一部《各级人大常委会的监督法》。
然而，这种新的权力配置是加强人大体制，从制度选择的原意上并无削弱人大地位的意图，也没有改变文本上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地位。1958年，撤销合并了国家建设委员会等10多个单位。
所以适当〔14〕扩大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是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有效办法。〔46〕 而全国人大常委会之所以能够如此大规模地立法，与其工作机构、特别是专设的工作机构是密不可分的。在人大的构造中，大会与其常委会形似一体，但实际不同。按照宪法有关规定，对一府两院工作实施经常性监督的职权是由人大常委会行使的。对于（1），主要有主体标准说、内容标准说和双重标准说三种观点。〔52〕 秦强：论全国人大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关系，《人大研究》2010年第12期。
〔47〕 参见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的历史沿革，载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大会文献资料汇编（1949-1990）》，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0年版，页924。相反，间接选举，即便选举出来的人数再多，也终因与选民关系的间接性而导致民主性不足。
如按照《预算法》的规定，我国的财政年度自公历1月1日起，至12月31日止。全国人大尚未行使过这一权力，而常委会曾有过根据国务院的提请，解除石油部部长职务、撤销林业部、国土资源部等部长职务的先例。
全国人大的地位是由宪法规定的，也是人大制度发展的客观需要。〔53〕 参见章乘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立法权限关系检讨，《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4第3期。
实践证明，现行宪法规定的全国人大设立常委会的构造，旨在既追求民主的价值，同时也要保证工作的有效性，但在30年的实践中也面临如何有效地维护民主价值的新问题。有些学者主张继续维持一院制，但在大会和常委会之间进行做必要的制度性调整。但现实中这一修改界限也被全国人大常委会悄然打破。1982年宪法则规定，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根据国务院总理的提名，决定部长、委员会主任、审计长、秘书长的人选。
传统认识一般认为，常委会和大会是一体的，常委会的决定就是大会的决定，常委会和大会制定的法律具有相同的效力。在具体的实施方案上，未来可以探讨在中央和地方层面采取不同的体制的可行性。
在第六十二条关于全国人大的职权又加上了第十一项，即改变或者撤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不适当的决定。摘要: 自1954年宪法以来，在一院制下设置常设委员会的我国人大构造中，大会的宪法地位问题一直颇受关注。
为何会形成如今的结构，它与宪法的发展、与民主政治发展之间存在哪些关联，如何从宪法文本出发，正视问题，尊重文本是我们思考这一问题的基本出发点。然而，现实中由于缺乏宪法保障机制，1954年宪法实施之后，国务院部委更迭频繁，那些频繁立、改、废的部委的部长、主任人选均是常委会决定的，其数量远远超过大会所决定的数量，根本不符合个别任免的要求。
种种困惑都归因于二级立法体制，解决的办法是改造为一级立法体制。在代表构成中，减少年龄、行业、身份、文化水平等考虑因素，控制人大代表中的官员比例，而将重点置于区域性的代表性上，增强人大代表的民主性。大会的作用渐渐为其常委会所取代，大会的最高地位越来越难以彰显。决定权、人事权、监督权等问题亦为如此。
问题是，在现行体制下，要维护人大的最高地位，是否存在进一步完善的制度空间。在行政法基本架构中，只有《行政诉讼法》、《行政处罚法》和《立法法》3部法律是全国人大制定的，其他的诸如《国家赔偿法》、《行政复议法》、《行政许可法》、《行政强制法》等法律均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
当然，也有学者认为，这是根据宪法和地方组织法的基本原则和几年来的实践经验，对1982年地方组织法作了重要修改。实践中，由于国务院机构改革一直处于探索之中，人事更迭也较为频繁。
经过调整，国务院部委减少8个，直属机构减少5个。〔25〕 再如，全国人大常委会2001年对全国人大制定的《婚姻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进行了修改，已明显超出了常委会的应有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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